【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前言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三、党文化 结语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份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乃至于以鼓励僧尼结婚的方式来瓦解他们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而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份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份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前言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结语 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 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 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一）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 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 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 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二）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 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 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利用，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三）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 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溶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 （五）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 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 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 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汁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臭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 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炼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并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因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 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 （一）动用媒体封锁消息 “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诬蔑和抹黑宣传。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诬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怡彬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 中共绝对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 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发到与会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 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 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 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诬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申辩，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统统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 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 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她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10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7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 （二）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 “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据。 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 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 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杀戮 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山东省烟台栖霞寺口镇南横沟村法轮功学员王丽萱的儿子孟昊），年纪最大的 82岁（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青山乡二村法轮功学员杨永寿），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她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诬蔑法轮功，把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 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 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 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 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 （五）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 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 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千万到9亿1千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 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忍，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乘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结语 前言 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 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取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一）善恶颠倒泯灭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 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它“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为。 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十五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 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共）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的对知识份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 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 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怕她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二）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 盗跖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喽啰说：“盗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义、智、仁”。也就是说，即使为盗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 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力，更何况当年彭以两万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 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盗亦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一）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两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训华生前的日记： 七月四日 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作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 七月十九日 ××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 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 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 （二）破坏自然自食其果 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 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两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掠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干，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 周易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资生。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 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它并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 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 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 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惟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 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 （二）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 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须信神，无须偿还业力，无须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 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 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90%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售其奸的必然结果。 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 结语 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它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 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结语 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政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政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份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份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份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结语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份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份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份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份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 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政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份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对更新